术大家都认同这种看法，并且开始苦心研究者如何做国文的拉丁化方案，而且还拿出了成果。
他们不光开嘴炮，更让人遭不住的是他们的动手能力个顶个的强悍。
蔡元培、林语堂、赵元任、秋白先生，这些人都是罗马字的支持者，开会二十二次，九次更改草稿，最终做出了《国语罗马字》这种汉字拉丁化的方案。
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究其根本原因，周树人在他一本叫做《论语文改革》的书里写过这样的话，大抵意思就是他当时认为，国文的艰深，使得文字成了精英的玩具，使知识成了垄断阶级用以压榨底层的工具，绝大多数国人都永远和先进文化相互隔离，更遑论让国人聪明起来，理解整个民族所遭遇的危机。
难懂，难学，是莫得用处的东西，害人。
所以他主张废除艰涩难懂的国文，而改换相对简单易懂的表音文字。
但是他的笔锋过于犀利，于今日看来，言论便多少有些因为‘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国人’所造成的言过其实。
不过确实如他所言，国语太难学了——繁体字尤其如此。
学习成本的高昂导致那个时候的国民文盲程度极高，建国初期田间乡下扫盲时候汇总出来的数据，识字率比之现在的阿三哥还有不如。
那会儿要求的是五百字以上，但是没达到扫盲标准的，都算半文盲。
而五百字以下的，乃至于不识字的文盲，则在国民总数中高达80%以上。
当年新华社还举办过识字赛跑的竞技活动，说不得后来的金山打字通游戏就是从这里获得的灵感……
建国之后，国家一度考虑要不要继续进行国文的拉丁化，因为扫盲行动让他们发现推广国文真是举步维艰，险些折戟沉沙。
这就跟追女孩子一样，既然追不到，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呢？
程序无响应的话，直接关闭不好吗？
只是相比起单纯地一刀切，国家还是谨慎地选择了双线并行，也就是在拉丁化的时候尝试着简化国文字。
老一辈的人或许还记得当初简化到第二版，已经完全变了味的那些字，可惜的是现在新生代大多数已经不知道这事儿了。
可是熬着熬着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基础教育普及，全国识字率的时候，电子时代又来了。
那个时候的汉字输出，成了所有人都头痛的一件事情，甚至于是绝望的事情。
转盘一样满是汉字的打字机，真以为是p图出来的梗？
晚清时期真有一个公理会的传教士搞出来过这么一个打字机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便捷的中文录入技术，甚至连一个合理的中文录入模式都没有。
即便是后来的签字印刷排版，也是活字印刷的熟练版而已，和电子时代没关系。
电子时代的计算机，不在是仅仅专注于数值计算，而是开始扩大到了文字处理方面，这极大地提高了办公效率，同时也明晃晃地显出了什么叫未来。
日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，就开始了汉字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，只是当时的计算机设备根本没办法进行这种文字的信息处理，日本知道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，都没办法将图像信息处理系统完全研发出来。
要么放弃电子时代，固守汉字。
要么放弃汉字，转向罗马字，拥抱未来。
而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四机部咬牙决定了共和国要自己搞计算机产业，抛开当时固有的欧美体系，也要立项解决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——这就是当年的748工程，某种意义上，关系着现在整个共和国互联网的未来。
印刷用的汉字数量太过庞大，加上字体和字号的变化将会飙升到数十万个，而且汉字的点阵密度要求明显高出英文字母和数字太多，这种时候压根就不是能做到多好的问题，而是解决从0到1的有无问题。
本子的nec和京都大学在七十年代尝试着用字元组字来解决这一难题，也就是像垒积木一样，将一个字拆分成不同的部分，需要的时候将其字元轮廓进行拼接——比如【接】字，就要调用扌、立、女这几个字元，放大或者缩小拉扁，但是这样处理出来的字质量太差，生硬无比。
那个时候共和国有五路人手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着进行相关研究，而王院士那会儿还不是院士，只是个三十八岁的普通助教——但是这么一个助教，却开创性地完成了激光照排系统，通过字形的笔画轮廓代替点阵，用以描述汉字字形。
只不过当初因为国外蒙纳公司的相关原型机也研发成功了，所以出于出版业的迫切需求，国内的很多出版业相关单位不得不先进口一批设备，甚至在造不如买的认怂思想下，印刷出版界甚至不愿意支持国内科研人员的设备，不愿意浪费时间来为其提供使用数据的回馈。
但是80年代